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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内容为冷冶夫演讲实录：
我在体制内是拍历史文献纪录片的，但是我这40年的情结，一直是人类学纪录片。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，甚至有时候偷点公家的时间，投入到人类学纪录片里。
纪录片这个词，大家很熟悉，但是可能对人类学纪录片不是特别熟悉。我们经常看的政论片，叫历史文献类纪录片，此外还有人文类纪录片、动物类纪录片、环保类纪录片，我最青睐的，是人类学纪录片。
我选了几个片段，大家了解一下人类学纪录片的影像价值在哪里。
纪录片本来就很小众，人类学纪录片是小众中的小众。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不是为了播出，是为了把拍出来的素材存留，我认为这是它最大的价值，我拍这种片子的目的，也是为了把这些影像存留下来。
有一类纪录片叫口述历史，口述历史与人类学纪录片，几乎有同等的价值。但是口述历史有个问题——看不到影像。比如你采访一个112岁的老红军，他躺在病床上讲雪山草地，可是你看到雪山草地了吗？
当我们再做长征的片子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动画把雪山草地补上，可是我们还是看不到真正的雪山草地，就像我现在站在这里讲唐代的故事一样，谁能看到唐代的人？没有！
所以，人类学纪录片最根本的价值，在于它记录人的生存状态、生活和生存轨迹，这种影像的呈现、存留，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部分。
所以，我们在做这种片子的时候，有一个原则性的东西——等来的真实——不可能重拍，这是等来的真实，是影像发现的艺术。甚至我们拍的影像都是哑剧，因为它是用影像的呈现，告诉你人类发展的轨迹是这么来的。
我觉得，要做好这样的片子，一定得原生态记录。但是实际上，完全的原生态是没有的，因为任何记录都是最主观的客观记录。
别看这么几十年，但我只拍了十三个半的人类学纪录片——因为我的片子都是五年产出一个，只有《躁动》是一次性出来的，因为它大多是仪式化的场面，五台摄像机一起拍，剩下都是五年一个。
拍这样纪录片的画面，基本上有一台机器在那儿放着不动。过去比较穷，开始我们只有两台机器，后来我个人都买了五台DV机拍。
这是过去哄孩子、抱孩子的工具。现在我们用的可以搭在前面，孩子可以坐在里面，两个手干活，还可以把包放在后面。所以再过十年，看到这样的画面，你会怎么看？这就是人们在生存、生活轨迹的一种变化。
我们再看看纳西人洗衣服是怎么洗的？他们一辈子不用肥皂，河里的水从来都是清澈见底的。我还拍过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，用脚夹着衣服在河里面甩，啪——啪——甩，就投干净了。
这是打麦子的场景，十年前拍摄的镜头，今天联合收割机一过，麦粒就出来了。打麦子的前身是碾子，前面放个驴在那儿拉着转，这是比碾子拉还要原始的方式。
这是我拍的《纳西人》系列中第一集，在四川木里拍的，从墨脱那边过去。我们都知道从猿到人，过去是群居的生活，是一夫多妻制，以后是一夫一妻制。但是在纳西人的俄亚大村里，还有这样的一妻多夫现象。
这些都是影像的呈现，不是口述，包括打麦子、用脚洗衣服这样的场景，都是影像的呈现，我拍这些影像，就为了存留。
这是纳西人分支的一个葬礼。藏族最高规格的葬礼是升天，把人剁碎了以后让鹰吃掉，就升天了。纳西人的葬礼是要火化的，火化规格最高，头人、受尊重的老人都要火化，还要杀一两头牛，这些场景都很难拍摄。通过这些场景也可以看出，人类生活的轨迹是有很大变化的。
我拍纳西人系列总共是拍了五集，其中西藏叫盐井纳西人，四川是俄亚纳西人；云南拍了三集，白地纳西人、松平纳西人和大研纳西人。为什么不拍丽江啊？因为丽江的前身就叫大研。
我们再看几个人类学的仪式化的场面。
这些人服务于打海蜇的船，船一年就出去一次，有十万人等着扒海蜇——用手来扒海蜇。收海蜇有三十个点，一个点三百万吨，一天时间就要收这么多海蜇。这是我一次性拍完的，五台机器去了两年才碰上这个事儿。
当时扒海蜇全是手工的——今天你只要把海蜇倒到一个机器里，出来以后蜇头与身体自然分开。这是我12年前的7月15号到8月15号，在辽宁盘锦的二界沟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拍到的画面，现在我每年都去，再也没看到过了。
在这个地方，七个“大盖帽”统一起来，当天文、水文、地理、城管、保安、公安、武警全都认为水文地理条件可以了，可以出海捕鱼了，辽宁省副省长就下令开捕。每年有一次开捕，上万条船一次性出去，一条船上十个人，加起来就有十万人，等着扒海蜇的人也有十万人。这种宏大的仪式化场面，从2005年以后，我每年都去，却再也没有看到过。
现在哪个国家还能够找到这样的场面？找不到。当时我们也没有无人机，据说有无人机出了三海里，但是掉下来了，因为没有信号。
打海蜇的人为什么这么拼命？这一天的时间，小船收回来的海蜇，除去成本二十万，大船能拿到七十多万，去一天就够了，所以山东的船、韩国的船都过来。这种仪式化的场面，之后的12年，我再也没看到过。
这是我花了五年拍摄的一个叫《蜘蛛人》的片子。蜘蛛人是干什么的？我们看一个片段。
放悬棺的人要爬到一百多米高！这个画面怎么拍？我们在山对面放了一共三台摄像机。
为什么要记录这个蜘蛛人呢？因为他生活轨迹的变化非常明显。以前蜘蛛人是放悬棺的，当地最有钱、有势的人，他告诉蜘蛛人，你给我把悬棺放到最高，一定要放到最高，谁放的高，谁官最大，谁家最有钱。
蜘蛛人每上六次才能把人放上去。因为棺材板是六块板，其中两个堵头板小，他前五次背大板上去了，第六次把小板搬上去，第七次就背人上去。因为棺材是没有钉子的，就把它直接合上了。蜘蛛人就是干这事儿的。
之后，就放些家里的金银财宝，比如文革期间，要来搜家了，就偷着把金银财宝藏顶上，谁也上不去。再以后，就是找燕窝，最后就是找燕子粪——燕子粪里有一种磷，或者从里头提炼别的什么东西。到现在变成旅游了。
蜘蛛人的这种生活变化，就是人类学中人的生存轨迹的变化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
所以，人类学纪录片，就是记录不同时间，生产工具的变化，仪式化场面的存留，还有人类生产轨迹的变化。最关键的是，不是说我今天拍片了，明天播出了，后天入库了，大后天就成垃圾了。
有很多片子是播不出来的，因为人被抓起来了、口号有问题，也可能有的片子真是垃圾。但是，人类学影像的存留——今天开机了，明天就是历史，它不会再复制，不会再出现。比如，我再到二界沟，就没有上万条船出去了。所以我觉得，这恰恰是我要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一种心结。
我给人类学纪录片概括为六个字。
第一个是贵族。谁拍一部纪录片能达到几千万？法国、英国人到非洲去拍人类学纪录片，五千万美金、六千万英镑，花了大价钱去拍一个东西，也就一两个小时的节目，有的时候能做点儿片子，有的时候还做不出来片子。
世界上最贵的片子，不是电影，是纪录片。《小宇宙》、《迁徙的鸟》、《帝企鹅日记》、《猎豹三兄弟》、《角马大迁移》……《角马大迁移》二十多年了，现在还在拍，还在播。
第二个是功夫。一个月带回一个片子，这是普通的纪录片，你可以这么做，拍不到可以重演再现，还可以用动画复原，这都是纪录片常态拍的。但是人类学纪录片一点复制性都没有，必须是原生态的记录。所以说我认为，第三个就是非遗。
我们现在只把什么泥人张的后代，什么歌曲的后代，……的后代，这些叫非遗，难道影像不是非遗吗？现在世界上没有人把影像也存留为非遗，我觉得比较遗憾。
《躁动》、《俄亚纳西人》，这两部片子政府奖与国外纪录片奖通吃，我相信这种片子二十年、三十年后，照样可以播出，五十年后还能播出。
现在每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拿出一千万——前三年是拿出五千万，给全国纪录片报题，然后来选择题目。每部给三五十万，一年能出作品吗？出不来！
还有一个数据非常重要，2016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视剧，生产量16000部左右，但是有8000部播不出去。如果拿出40部播不出去的电视剧，一般40集连续剧是五千万，拿这五千万给纪录片行不行？
就算给到了纪录片，人类学纪录片能分多少？而且当年申请，得当年出片，人类学纪录片出不来。所以说，耐不起清贫寂寞，吃不了苦就不要玩纪录片。
上图左边那个是英国人类学电影节的主席。2005年的时候，她在三亚开会，把一个1987年的画面往那儿一放，画面上是一个田埂，田埂上一个新郎拖着个新娘，一大排自行车往那儿走。她说，这样的素材有多少要多少。200多个参加高峰论坛的纪录片作者，没有一个人讲话，这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素材非常缺乏。
我认为，做纪录片是国家的责任，也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今年快到65了，75、85，只要我能动的时候，我还要拍人类学纪录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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